给长女安排的工作

    在焦守云印象里，父亲就像一棵泡桐树，普普通通，腰杆挺直，一辈子都在牺牲自我为民谋福。她觉得，父亲不只是个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的人，也很讲究工作方法。

    小时候，弟弟焦跃进嫌窝窝头难吃给扔了，父亲并没有声色俱厉地责骂他，而是启发式地教育他。他捡起窝头，放到火上一烤。顿时，一股焦香传来，焦跃进接过窝头吃得很香。随后，父亲让儿女们合唱《我是一粒米》：农民伯伯早起晚睡，每天种田地，一粒一粒米呀，来得不容易……

    “再小的错误，他也从不姑息迁就，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特殊化，不允许有一星半点的优越感。”焦守云说。

    第三代人中以打工的居多，对于“红二代”，焦守云也有理解。她说：“之前老母亲一直摁着，我们焦家儿女这些年从不敢乱说乱做。拉关系，走路子的事情别说做，想都不可能想。”

    焦守凤作为焦家的长女，当年她既要上学读书，又要帮父母做家务，还要照料年幼的弟弟妹妹们。这些事影响了她的许多精力，她中考落榜了。她喜欢读书，哭着要父亲给她安排复读，焦裕禄没同意；有好几个单位都希望她到他们那里去上班，做打字员，做老师，话务员……焦裕禄知道后一一拒绝。

    一天早上，焦裕禄对生闷气的焦守凤说：“走，咱上班去!”

    听到这句话，焦守凤兴奋地跟着父亲去上班。当父女俩一路走到兰考食品加工厂时，她傻眼了。原来父亲安排她到食品加工厂当腌咸菜的小工。

    在这里，焦守凤有时一天要腌上千斤的萝卜，有时一天要切几百斤的辣椒。晚上双手被辣椒烧得火辣辣的疼，根本睡不着，她只好起来打盆凉水泡手。

    腌咸菜不是最难的，最难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挑着咸菜走街串巷地吆喝着卖。

    焦守凤哭过，也在暗地里埋怨过父亲对自己太狠心。她心生怨怼，赌气一个多月没回家。

    焦裕禄耐心地教育她：“县委书记的女儿，更应该热爱劳动，带头吃苦，不应该带头搞特殊化啊!”

    不久后，焦裕禄病重。焦守凤去郑州看望父亲时，焦裕禄从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手表交给她，说：“爸爸没让你继续读书，也没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，爸爸对不起你。这块旧手表是爸爸唯一的财产，送给你作个纪念吧。”

    焦守凤泪如雨下。后来，这块手表成为焦家最珍贵的传家宝。

    1966年2月26日，根据焦裕禄生前的遗愿和兰考民愿，河南省委决定将焦裕禄的遗体从郑州迁葬于兰考。

    当天兰考万人空巷，人山人海，街两边挂满挽联。当焦裕禄的棺木刚刚在街头出现，悲痛的人群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去，泣不成声。火车站离墓地不到三里地，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。

    这一刻，焦守凤明白了为什么兰考人民拥戴父亲。他一生清廉，身为父母官却两袖清风，不属于自己的坚决不占不求，从来不搞特权。他和兰考人民同呼吸共命运，有鱼水之情。

    此后50多年来，焦守凤一次也没利用父亲的名头搞过特殊，至今仍住在一个狭小的屋檐下……

    看白戏引出“干部十不准”

    一座破败的土房子，屋里陈设简单：一张破桌子，几把破椅子，一个木箱子，一床满是补丁的破棉被，墙上贴有几张宣传画，一道布满补丁的土布门帘隔开里外间——这就是当年焦裕禄的家。

    “那时候连毛主席的睡衣都是补丁摞补丁，更何况我爸爸一个普通县委书记？”焦守云说，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为父亲补袜子，袜子本身就是用棉布缝的，袜子上的补丁多了，穿起来就会硌脚，可是父亲仍然舍不得扔掉还要继续打补丁，以至于真的实在是无法下针脚。”

    焦裕禄在生活上严于律己，却宽以待人，视群众为亲人。焦裕禄虽然要养活自己一家6个孩子，但是，他下乡时，一旦遇到家里揭不开锅的困难群众，他身上的干粮，手里的粮票、布票，以及自己的钱，经常顺手掏出来就送给别人了。可是焦裕禄对自己的亲友，常常不近人情。焦守云透露，小时候，她的几个哥哥都被寄养在舅妈家，舅妈辛辛苦苦缝补浆洗抚养他们。而舅妈只有一个孩子，当这个儿子长大成人了，舅妈想求焦裕禄帮忙安排一个工作，却遭到焦裕禄的拒绝：“我有这个能力，却没有这个权力。我不能带头破坏了组织上的这个规定。”

    有一次，长子焦国庆打着“县委书记焦裕禄”的旗号，没花钱看了一场戏。焦国庆外出看豫剧很晚才回家，焦裕禄在家里焦急地等他回来追问之后，得知焦国庆去看了“白戏”。焦裕禄大发雷霆，严厉批评了焦国庆，并亲自带着他去向检票员阿姨道歉、补票。到了戏院才知道，前三排的位置一直都空着，都是给县委领导留的，而中间最好的那个位置正是给书记留的。事后，焦裕禄在县委会上作了自我检讨，还专门起草了《干部十不准》，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。

    焦裕禄是1962年12月调任河南省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，这个《干部十不准》应该出台在1963年春节之前，具体内容是：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，请客送礼；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；不准赌博；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，挥霍浪费；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，唱戏、演电影办集体和其他娱乐活动，谁看戏谁拿钱，谁吃喝谁拿粮，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；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土演出，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，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，大肆铺张浪费；各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，勤俭过年，一律不得请客送礼，一律不得拿国家物资，到生产队提取国家统购统派物资，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，一律不准送戏票，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用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、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；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的或生产队的物资，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动；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，增加收入，改善生活，反对弃农经商，反对投机倒把；不准借春节之机，大办喜事（不是不准结婚），做寿吃喜，大放鞭炮，挥霍浪费。

    这个“十不准”的通知，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。说它平常，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，都是每个共产党员、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、做到的起码准则；说它不平常，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准则，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，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。

    焦裕禄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，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，为革命掌权。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。

    临终前与妻子约法三章

    焦裕禄去世后，其事迹一直为社会所广泛而经久传诵，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是牵挂着焦家的后人。

    在焦守云给记者递来的名片上，有一幅1966年9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她的照片。焦守云说，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、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接见过她和家人。

    “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”是焦裕禄一再强调的准则。焦家的6个儿女在父亲任职期间，从来没有享受过领导子女的待遇，凡事反而更加受约束。

    焦守云讲了一个吃西瓜的故事。为了感谢焦裕禄，兰考有位瓜农摘了自家种的西瓜来县委，当时焦裕禄在外面办事，这位瓜农就到焦家等候。当时焦守云的几个姊妹年纪都很小，就围着西瓜不停转悠，瓜农便把西瓜打开准备让小孩先吃。

    这时，焦裕禄正好回来，他马上表示吃瓜一定要付钱，而瓜农却坚决不收。因为不想直接拒绝瓜农的好心，焦裕禄从办公室把工作人员都叫来吃西瓜，最后招呼大家一起凑钱付了瓜钱。看到这个场面，瓜农只好把钱收下。“你要是白吃，别人的辛苦就泡了汤。”焦裕禄曾再三告诉子女，任何时候都要尊重他人的劳动。

    在兰考最后的日子里，肝癌已经扩散的焦裕禄每天都要忍着剧痛。工作期间，他要一直用钢笔顶着自己的肝脏减轻疼痛，最后发展到睡觉都要趴在床上，用钢笔继续顶着身体。“早上起来看到床上一大片墨水，母亲一再追问之下父亲才说出实情。”焦守云说，父亲一直瞒着没有去看病，因为拖得太久，第一次去医院检查肝癌已经是晚期了。在去医院之前，父亲最后还下了一次乡，剧痛使他已经无法骑车，他一直推着自行车，用车座顶住自己的肝脏，走到目的地时疼出的汗已将浑身的衣服湿透。

    临终前，焦裕禄还不忘与妻子徐俊雅“约法三章”：不准向组织上要钱、要东西；不准给组织上添麻烦；不准向组织上要救济。而时年只有33岁的徐俊雅，此后要独自养活6个儿女和两位老人。

    焦裕禄精神代代传承

    如今50年过去了，焦裕禄的母亲、妻子相继去世。然而，在焦裕禄离开我们50周年前夕，焦裕禄的子女撰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，向远在天堂的父亲倾诉无尽的思念。

    “亲爱的父亲，您去世后，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的春节。别人家的孩子盼着过春节，而我们最怕过春节，更怕过清明节。那几年，每年的除夕夜，母亲都是流着泪包一整夜的饺子。大年初一，母亲给我们下完饺子后，她却不吃不喝地躺上一整天。我们心里清楚，母亲是在想念您啊！每到清明节，母亲手把着我们的小手给您扫墓，她有几次哭得昏倒在您的墓前，不得不让人搀着她回家，那情景让每一个人都心痛。”

    焦家现在有后人27位，目前只有一个在领导岗位上，那就是焦跃进，现任开封市政协主席，其他大多退休。

    焦裕禄去世时，焦跃进才6岁，母亲徐俊雅也才33岁。家里上有两位年迈老人，下有6个尚未成年的孩子。一家9口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，生活很拮据。

    一件衣服，老大穿完老二穿。一个作业本，正、反两面都用完，才会换新的。

    作为焦氏家风的关键传承者，母亲对孩子的管教是极其严厉的。正是因为她的言传身教，焦家的孩子们才融入了父亲博大的精神生命河流里。

    那一年，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。焦跃进知道，只要母亲向组织提出申请，他完全可以留在县城。母亲拒绝了他的要求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别人能下基层，为什么你不能去？记住，干好了，你是焦裕禄的儿子；干不好，你也是焦裕禄的儿子。”

    在母亲的坚持下，焦跃进来到农村，担任生产队长，也就是在那里，老农讲述的关于爸爸的故事，深深地触动了他，让他深刻感受到了父亲与兰考人民深厚的感情。

    当时队里有个小砖窑，焦跃进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儿——手工脱坯。“脱坯打墙，活见阎王。”焦跃进一天能搬2000多块砖坯，晚上经常浑身疼得睡不着。“别人能干，为什么我不能干？县委书记的孩子不特殊。”

    后来焦跃进当上县委书记后，为了工作方便，他在自己家里装了一部电话。当时电话尚未普及，还是摇把的。母亲看到后，质问他原因，焦跃进说方便工作。

    “用电话指挥工作，有点脱离基层、脱离群众啊！通过电话，什么实际情况也了解不到。要多向你父亲学习，有时间多往老百姓中去，那才是最实际的情况！”

    焦跃进想到了父亲。“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，应该到群众中间去。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，出现在群众面前，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去关心群众。帮助群众。”

    作为政府官员，焦跃进在日常的工作中更能体会到父亲那句“不能搞特殊”的含义。不搞特殊，就是深入基层群众，与群众打成一片，廉洁奉公，自觉把权力关进牢笼，不通过特权谋利。不能搞特殊的家风，也成为他从政的一条座右铭。

    身为干部，焦跃进有审批钱财的大权，但他从未用特权给自己搞过特殊。他放言“坚持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花，该花的也是一分钱掰两半花”。

    焦跃进从政期间，曾在乡里、县里、市里的很多部门“当家”，却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，为官严谨。在一次会议上，他说：“当年父亲严格要求自己，不搞特殊，在各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；我是焦裕禄的血脉传人，一定接好父亲的接力棒!”

    在他心中，父亲就是他的榜样，“不能搞特殊”就是他的信条。他经常访贫问苦，走访孤寡老人，发现问题能解决的立即解决，不能解决的就带回办公室集体研究。老乡们都说，这娃长得像他父亲，办事也像焦裕禄，人们叫他“小焦书记”。

    （记者：马国福，文章转载自：大河网-河南法制报）